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视频
中医简史丨经方的退化与复兴
发布时间:2019-07-07
 

中医简史丨 经方的退化与复兴

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用本草,到了汉朝时代,一些口耳相传的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

中医简史丨经方的退化与复兴

在《黄帝内经》形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部书失传了,比如说《汤液经法》……相传伊尹做汤液,然后当了商朝第一个皇帝的宰相。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很怪吗?其实一点都不怪:如果你会一点中医嘛,帮老板看病,而老板后面还有后台,就是更大的老板,帮那个大老板把病看好了,结果单位的人都对你唯唯诺诺,当那个组织最大头目「命悬你手」的时候,谁都怕你,所以会汤液的人可以当宰相,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汤液经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它还没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个人,他在宫廷藏书或是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类的文件。那个人就是今天被中国人称作医圣的,汉朝的张仲景。

因为《汤液经法》有一些毁灭后的残骸留下来,那些残骸,梁朝的陶弘景,把它编成《辅行诀》,就是辅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方剂。它里面的那些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面那些方子的雏形。

陶弘景搜集到这些东西,让人可以看到:古代真的是有《汤液经法》这个东西的结构的!就是:阴旦,阳旦,朱鸟,玄武,青龙,白虎,腾蛇,勾陈,这些各方位的神,每一个神有大小不同的方。其中的小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张仲景的「桂枝汤」。

《汤液经法》失传以后,就算张仲景这个继承人最伟大了。张仲景的伟大在于:古时候那些伟大的医学,上古留下来的种种情报,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该怎么用」这件事情,张仲景把它摆平了。他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对照临床,写出一本《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的方子都是用起来很神。所以《伤寒论》的方子你用得对,几乎就是所谓的「一剂知,二剂已」。一帖下去,病人就感觉到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帖就把人医好了。我在临床上给别人看急性病的时候,都是三幅方子,不好也就不要吃了,或者患者就根本没有缘分治疗,他是来找病犯的满足他自己情绪和与人际的冲突需要。只有慢性病的我才会七副方子一周看效果。遇到这种一剂知二剂已的状况,一帖药下去,病一下子就好了。有过艾滋病的朋友,淋巴节开始肿,按得出来一坨一坨的,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伤寒论》里面的少阳病吧?」,然后就开张药单,死马当活马医,叫他煎小柴胡汤。一帖,全退;第二帖,就算保养一下。如果是西药,照理说药一停他就要复发对不对?那个人吃两帖小柴胡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还四个月了,还没有再发过。所谓「经方」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道。张仲景的医疗水平是有到这样子的。

而张仲景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我一直都觉得是值得背下来的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情报,它的结构很像一个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就是计算机程序。《黄帝内经》也好,《伤寒论》、《汤液经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剂跟诊疗的症候,会让人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程序在跑的」,好像有一台机器,会问你说你感觉哪里怎么样,然后你回答,它就会跑:「怕热还是怕冷?」选A,然后「喉咙是痛还是不痛?」,再选B……像是有一个程序在跑似的,如今那一整套程序,太古时代的中医那个最伟大的思路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情报的破片。仲景就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写说:虽然我们不能拿这本书包医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寻余所集」──如果你们能够去细细推寻我找到的残破片断──「思过半矣」──其它的病,你们也会想通的。

果然,凡是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本书背到滚瓜烂熟的人,心中都会莫名奇妙的产生一种引力,它哪里有空缺的地方,渐渐自己会把它填起来,慢慢开始在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一套完整医术。

学《伤寒》像玩数独游戏,数独游戏就是一个九宫格,有些格子有数字,有些格子空的,虽然空了那么多的数字,可是你知道它的理法跟逻辑,渐渐可以推算出它缺的是什么数字,你这样玩个几个钟头后,终究可以填满。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部数独游戏,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就把它整本背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方剂有些微妙的差异啊:这个方和那个方,刚好就只差一两白芍药啊,那这个方跟那个方治的病症又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一两白芍药在干嘛,你就知道啦。那等到你看另外一个方,刚好只有芍药跟甘草两味药,那你已经知道芍药在干嘛了,你把那个药方减去芍药,就这样它条文与条文间会彼此呼应、彼此对话,这样,上古的本草学的功夫就会在这个理路里面练成,一味药要干什么,如果你真的背到滚瓜烂熟的话,你睡着醒着都会在推敲这些问题,这种自然形成的拉力,会迫使一个人的医术日以千里的进步。

学医最开始的教科书,当然要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学伤寒论就可以做到虽然学医才很短的时间,可是在家里帮家人治什么感冒那种病,出手比外面开业的中医还医得好。才短短学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出手治这种西医口中的绝症「病毒性疾病」,怎么比外面的中西医都还看得好呢?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二十年苦修,《伤寒论》就是这种神奇的经典,放到今天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它的东西完全没有褪色,它为什么没有褪色?因为它是一个程序,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或许有一天,当人类进化成有二十条正经脉的时候,它就变成过时的东西,但是人类现在仍是正经十二条,一千七百年前的人是这样,一千七百年后的人还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硬件没有换,你的软件就不用换,所以当病毒进来了,癌症进来了,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个的排列组合,你有一套解毒程序在那边,所以坚持要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子的老医生都认为说:《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的方,决不只是拿来医感冒,而是医万病。因为当他们整本书熟透之后,会觉得可以医万病。

那这个数独游戏有多难呢?一般数独游戏九格乘九格,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伤脑筋了,那《伤寒杂病论》的数独游戏大概是二百五十格乘二百八十格之类的,所以有一位日本医生说:「如果你要我到荒岛去当鲁宾逊,只给我一样东西打发时间的话,拜托你让我带一本《伤寒论》去,这样我到死都觉得很有乐趣。」

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要去修行《伤寒论》中的学问,即使能够日进千里的进步,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死前把它玩透、拼凑回当初那个最精髓的完整程序。但是,多活一天,多究一天,就会感到有赚到。

《伤寒论》和《黄帝内经》还算是同一个系统里面掉出来的情报,那还可以一起拿来拼装;最怕的就是一推拼图里面还掺了几片别的拼图,结果就不管你怎么拼都是错的,然后花无穷心力在那边除错,不断地做这种事情,医术就毁掉了。

所以往往那种基本教义派的经方派,非常讨厌其它派别的医术和理论,因为如果它们混进去的话,医术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程序上面的纠缠跟崩溃,会有这种医术的解体现象。

除了汉朝张仲景的医术,古时候还有一个神医叫做扁鹊,太古时候的扁鹊是一种异形生物,说有什么鸟翅膀,可以看到人的脏腑,那种怪异的生物。后来有一个叫秦越人的人,因为他医术很好,有洞视脏腑的超能力,所以大家把扁鹊这个封号加在他头上。

那张仲景之后,紧接的他的时代就有华佗,华佗的医术,就产生一个和张仲景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仲景的医术以六经为纲领来跑那个程序,而华佗的程序是只跑在五脏上面,是另外一个思维的向度。

华陀之后,又有一些医者,像唐朝有孙思邈,他收集、试用很多民间的有效方,《黄帝内经》分成《素问》跟《灵枢》,里面都有讲很多针法,孙思邈的医术就比张仲景多了很多,张仲景的医书里面针法是很少,主要是方剂,张仲景等于是传说之书《汤液经法》的传人。

中医简史丨经方的退化与复兴

孙思邈的时代,也算是中医的黄金时期。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因为社会的规定,制度的改变……宋朝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制度,采取国家统一规范,一个村子要盖房子,就要求家家户户的那个梁柱哦,都要一样的尺寸,他们在村口那边有一个部门,专门帮你储存同一个尺寸的梁柱之类的建材,某某型的国民住宅如果梁坏掉,就可以马上在那边换一条,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

宋朝很喜欢把什么全部都统一格式,于是宋朝的药剂,就开始做那个时代的「科学中药」,什么方剂都是几斤几斤配好,把它打成细末,然后到药局就说「我要什么什么方」,他就给你一包成药粉,你回来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全部统一规格化的冲剂。也因为这样子,宋朝发展的方剂,都是小包小包的,像逍遥散就是出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剂局方》就像是国家药典。

宋朝如果要提经方派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许叔微大学士,他的《伤寒九十论》等等的书。张仲景的学问虽然一直写在那边,可是之前没有人做实践跟检证的记录,许叔微就把他这一辈子的医案挑来写:这个病就像张仲景说的一样,我就照张仲景这样子开药,结果就是对!把张仲景的东西重新实验过一遍,告诉你「他果然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实验记录。

那另外还有像是宋朝的严用和,他的《济生方》,他把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加一些药味,然后做成不同版本的肾气丸来适应不同的证型,帮张仲景的方子微微修个眉毛,就像已经有一个美女了,你再帮她打扮打扮。

宋朝结束的时候,中医开始进入一道可怕的分水岭。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出现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叫做张洁古,也就是张元素。这位洁古老人呢,他非常晓得五脏之间的流转,他开始为每一味药物编一种分类法,叫做「归经」,就是「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味药吃了会入脾,哪味药吃了会入肝……」,帮药物做这样子的分类之后,用药,从五脏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方便?我心阳虚应该吃那几味药,心肝阴实应该吃那几味药,都帮你归类好了,就很方便。

可是我个人以为,五脏派的开药法,最妙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隔脏治法」,你某一脏有病,他会晓得是从哪一脏传来的、会往哪一脏传过去,所以用药或用前一脏的药、或用下一脏的药,来把这个脏治好。所谓「归经」,或许比较像是服务于这一套系统的零件。

但,失去了更高指导原理的「归经理论」,却变成了张元素之后的中医世界的「主流」,以归经理论来研发的方剂,也就是在日本被称为「后世方」的「时方」。

决不是说时方都无用。好用的方子还是很多的。

但是,显不出力道的方子,却也很多。

也可以说,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大多数都是「时方派」。

时方派中医怎么看病?我想各位都经验过:医生手搭在你的脉上,心里想着:「唔嗯……心脉有点儿火,加两钱黄连;肝有点阴虚,加三钱白芍、五分牡丹皮;肾脉蛮弱的,加一钱熟地黄;血分有些热,加三钱生地黄;气分虚而有湿痰,加两钱参须、五分半夏、两钱苍朮……」把脉术都堪称稳健,一帖药二三十味运笔如飞就这样子开出来。以理论来讲,都对,合情合理!但到底功效多少因人而异。(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让我说,塔塔你看了我舌象,我什么问题呢?也许有些人并非想为难我做考核状,真的想知道问题根源,可是我并不想说,这些阴虚阳虚的什么称谓,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很多时候根据他说的一两个症状结合舌象的归类感觉,就是知道要用什么方子为基础方来治疗,可是让我解释,就好像一个做软件设计的要陪女朋友逛街帮她挑选一双横条纹的袜子来配凉鞋冬天穿出品味来那么难。求你们了别再动不动考塔塔,喂,看了舌象啥问题啊?你们还是希望我总是出于礼貌的来胡言乱语一番好呢还是能沉默的治好各位的病好呢?)

以「归经理论」件为指导原则,大约就是形成这样的医术,不能说不好,毛病不大,但,就常常是一种温温的,让人觉得「好像吃了有好一点」程度的有效。

因为我自己是学经方的,经方的「药物组」和「抓主证」的整个框架都和时方的系统不一样,用药时所看待的每一味药的作用,也和归经理论搞的东西对不太上,比如说医头痛,我会问:「你这个头痛,会不会痛时烦躁得想去撞墙、或者一面痛一面想吐?」如果会,那开吴茱萸汤;「会不会同时口渴、多汗、尿特别少?」如果会,那用五苓散的机会就多些……一个汤一个汤的可能性用问的比较多,脉象有时只拿来作个参考,和时方医者的作法不太相同。所以,我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时方派的这种开药法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大概只能说,我自己多半不是这样子在开药的。

这种在张元素之后被变成单纯化、平板化的中医医术,照规矩开药,我也没有意见;但,以一个历史的观察而言,却可以看到:它,造成了中医的退化。

一旦五脏相传的那个核心主程序被拔掉以后,那些片段的情报,很难再组合出象样的东西了,它本身的不完整,让它具备了一种「很容易劣化」的体质。所以现在学医的人很会讲这种黑话,黑话听起来都是讲伟大的道理,但怎么听都听不懂,开药像赌骰子。医术在这种地方会产生急遽的毁灭。

紧接着张元素之后的时代的金元四大家,像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就看准肝经开下药来,你会觉得这个人用药很漂亮,这样值得夸赞。他是紧接着张元素出现的人,医术还没有开始堕落。但到后来,理论兜来兜去,就愈来愈不行了。

中医的退化,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件事的医家们,你说他们会很苦恼于自己的医术不如古人吗?其实,不一定。你读历代医书,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满怀「快感」地在做这件事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治感冒常用的「九味羌活汤」,它就说:张仲景医感冒分六经用方,那你看,我多聪明!每一经的驱风药都有!一帖包医啦!讲得他自己都爽死了!他本人会觉得:我是开拓了中医前人未到的新纪元呀!

但,张仲景治六经感冒的方子,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裹棉被的麻黄汤证、高烧烦热的白虎汤证、吃饭拉饭、手脚冰冷的四逆汤证、烦躁欲死的吴茱萸汤证……你九味羌活汤,能医吗?都不能。

其实,九味羌活汤的存在理由,也很奇怪说「怕人分不清楚张仲景的桂枝、麻黄汤证要怎么分」所以教你用这个代替,临床视情况作加减就可以了。这种「好心」也是很诡异!桂枝、麻黄汤证蛮容易分的耶!相反地,临床加减九味羌活汤很难搞!

如果一个医者连桂枝证和麻黄证都分不出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根本没有资格、智能走进这个领域!为什么要去「呵护」这种事?这等同「包庇罪犯」。古代日本的「小医圣」永富凤就说:强盗劫财杀人,一辈子造下的杀孽,一个生意尚可的庸医,只要十天就赢过了。

但,就是这一类的「创新」、「突破」,从元朝到清朝,一点一点地把经方从这个市场挤兑出去。

金元四大家,有滋阴派、有补土派,像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些独特的论点,但它再也不像张仲景那样全面化的整个包着的那么「稳」。比如说李东垣是补土派,我也很推荐补土派啊,他说,脾胃不好你哪里能好?你要吃补肾药,脾胃那边给你挡住,你补得进去吗?这很对哦,基本上很好的一个论点,像气虚血虚什么的,我先开什么健脾丸、一些保脾胃的药帮助消化,让他的消化机能先好起来,调补两个月以后,我们再吃别的补药。这是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补土派的论点还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滋阴派,滋阴派就是跟近代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说,人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说阳比较大,阴比较小,所以阳一定是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阴……那这就不一定能够为万世法。滋阴派也有正确的时候哦,有的,就是在国运昌隆的时候它会正确,每个人气都很畅很旺的时候,滋阴派会正确,但是不是永远的正确,那中国人,你也知道,国运昌隆的时候有几年?

那到了明朝,医家比较没有太多的创见,比较是整理前人的资料的年代。因为从金元四大家之后、从张元素发明了五脏归经理论之后,医术就在堕落之中了。那你说师父到徒弟一代代堕落,也不严重嘛,一般徒弟也会说:「唉呀,幸好我还有老师的九成半功力嘛。」对不对?那三十年算一代哦,金朝到民国很多代哦,我曾经把它用计算器算过哦,每一代都算有他老师的九成五功力,几代就乘以几次方,到了民国初年,中医的水平,大约会是当年的百分之零点零几。

那,的的确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徧的中医水平,果然差不多就是零。一般医者就是拿一个方子在乱用,搞专病专方。比如说某某中医晓得一帖方叫白虎汤,有人发高烧医好了,然后就以为说白虎汤能治大病,之后每一个人都开白虎汤,不是白虎汤证的人就吃死了,这中医就给人抓去揍一顿……

民国初年的中医,当然还是有几位很好的中医能够坐镇在几个点,让人能觉得「世上还是有名医的」,但是在那几位名医之外,几乎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郎中。

用阳药的思考,元朝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就有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议题探讨过。而火神派的理论,在明朝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有过一次萌芽的机会,那时候有一个赵献可,他写了一本书《医贯》──就是医道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它贯串起来──那《医贯》就讲: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命门火跟元气,讲来讲去,什么病归纳来归纳去,都是元气不足、都是命门火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养命门火,这样子人全身的元气才会够。

通达全身的气,用补中益气汤;补命门火,是八味地黄丸。看《医贯》,好像会得到一个结论: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百病都可医?

这样子是不是正确?

而赵养葵(献可)也有提到过一些其它论点,会使我觉得他的阴阳的观念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口疮」我们都会说发炎那是「热」嘛,要清火,吃什么清胃火、心火的药。可是赵养葵说:口疮很有可能是因为脾胃太寒,里面阳气被逼得外脱,变成嘴巴烧起来,所以要吃理中汤。用理中汤这帖大暖脾胃的药来治口疮,这个论点是不是百分之百通用先姑且不论,但是能够提出这个论点是很有意思的;并且,验诸临床,今日所见的长口疮的人,能用理中汤医的,的确也不在少数。

他不被称作火神派,后来后世医家称赵养葵称这个《医贯》的论点叫做「养火派」,就是养那一点点火,还没有烧大火;因为八味地黄丸里面附子、肉桂只占它所有的药的二十几分之一。我们现在的火神派,是其它药只占附子的二十几分之一。

那赵养葵的这套理论呢,从明朝结束到清朝,我认为最直接继续使用他这套理论的是傅青主那一派;而同一个时代平行支持他的理论的,是爱用左归丸、右归丸的张景岳。

傅青主的用药大部分都是温补温补的,不过,倒也不能说傅青主派的医术是《医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傅派用药的「技巧」夸张的,医贯之中并没有那么充分的开药手法可以启迪后世。张景岳用地黄,那叫「滥用」,后世在临床上也被人批得很惨;而傅青主、陈士铎的书里面的用地黄,那叫「特技」!好像海豚跳火圈,往往令学习者叹道:「原来这样搞,也行哦?」傅青主派常常会说:「你这个脏有病,那我们就帮你把其它几个脏都补好,这样自然会把那个有病的脏也养起来。」这脏有病就补其它四个脏,隔脏治法。

张景岳在明代后期提倡的一些温补的方法,到清朝就被评判说「补爆人、烧死人」。

从明末到清初的时候,赵养葵的养火派又被灭掉了,或许是因为清初有一位很伟大的康熙大帝,全国国运都被炒旺起来,那人的气一旺,那些补火药就变得没什么好用的了。所以在清朝的很好的医家叫徐灵胎,就作了本《医贯砭》,就是骂《医贯》这本书,其实徐灵胎会作《医贯砭》也是有道理,因为每次有养火为主的流派出现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某一类型的治疗方式被强调成一党独大,所有其它的处理法全部都被忽略掉。

看赵养葵的书,如果觉得他讲得对,很容易变成「那我还学那些清热消炎的方子干什么?」会觉得养阴生津之类的方子没有用。在这种补火的观点一下子冒出来而又很有疗效的时候,很多我们累积多年的其它治病观点与方法都会被排除掉。

我觉得,如果某派一党独大的话,那万一有一天人类变成不是这种体质的话,到时其它的医术都被废弃了,就救不到人了。就像我们昆达素是特别对现在这个整体肝肾阴虚体质,稍补命门火的药,到下一个时代,植物成分就一定要稍作改动的。根据人类整体发展外在环境更改为需求标志。

比如有几位医生,论点就是「用阳药!用阳药!」,然后叫人家「保精」,不可以有房事什么的,看他们的医术,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所知道的人类,会生的病,可不只他们讲的那一种两种而已。你不能妄想在治法上来个一招全包,感冒就都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汤这是不符合民情的。

这就像所谓「钟摆定律」,明末清初,这钟摆从极衰摆到极盛,所以赵养葵才创出养火派,就又被打回去了。

然后,到了乾隆之后,中医又开始重视「温病」了。

温病是有实火的病,或者也可以说,它是病毒性疾病「伤寒」之外的一种细菌感染的「瘟疫」。而这种瘟疫,和单纯的细菌感染的「发炎」又不一样,「发炎」传染力很低的,在临床上,温病,往往是一种「病毒帮细菌护航」的复合现象,一始似乎是感冒的,但很快就由来势汹汹的细菌接手了。感冒了之后再并发细菌感染的温病,你要把它当伤寒医的话,不对,他身体这里那里又开始发炎了,那些发炎都是实火,所以还要用那些真正灭火的药,和原本医伤寒打病毒时,所需要的「人体作战地图」不一样。原本和病毒作战时,是用六经辨证的系统作为地图的。

现在温病流行的时候,和温病在第一线作战的医生开始发现:这种感染,要用另外一种辨证系统,叫做「三焦辨证」,上焦中焦下焦,可能这种型的细菌蔓延,会刚好对到人体的淋巴网络。人体自己分隔成几个区块来挡细菌,一旦是细菌大感染的那种病的时候,就产生了三焦辨证。

你不能说开创温病学派的中医不辛苦、不努力,瘟疫流行的时候,死人又多又快,疾病转证迅速又变化多端,如何能用又强又猛的药,泻实热、消炎、解毒、养阴,抢在细菌蔓延开来之前救回一条人命,都是很需要拼医术的。有人成功救到人,就要赶快把这个技术传播出去。

叶桂(叶天士)是清朝中叶的人,温病派的兴起,跟叶天士蛮有关系的,因为他写了一篇著作叫做《温热论》,一篇不太长的文章,那叶天士写了《温热论》呢,后世有人就觉得温病派的开山祖师,叶天士有他一份。

其实叶天士他写《温热论》有点像是他临床的经验报告。他的《温热论》并不是自命圆熟的医学经典,而是他面临这种病的时候,他所处理的种种方法,提供出来跟同道分享。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好像不必去责难他。可是现在叶天士被奉为温病派的祖师爷之一啦,然后温病派强横的势力呢,又把伤寒派在中国几乎是灭绝啦,于是有少数的经方派就会视叶天士为寇仇。可是我在看叶天士的医案的时候,常常觉得:叶天士是经方派的。他开那些什么「黄耆五物汤」啦、「桂枝汤」的加减什么的,都开得非常之好,十卷医案中用附子的也有一百五十几案,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愧为一代神医。只是很多地方他觉得可以用药更温和的,他不用像伤寒方那样大阵仗的方,可以用更轻更少的药味达到疗效,反正是他医术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这些招术是别人可以学、可以沿用的,他死前再三告诫,叫后代子孙除非是天纵奇才,不然不可以随便习医。

要再说前一些,金元时代对抗瘟疫的那些方子,已是这个学门的肇始了。叶天士之前,温病相关的有名著作,明朝吴又可的《温疫论》也是一部,吴又可的温病著作,也是临床「实战记」,不一定完整、完美,却也有能够救到人的好方。

《温病条辨》到今天,也不过两百年,我真不知道这两百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彷佛,中医界,就在这两百年之间发狂了。

为什么温病派出来之后,会变成很多人在讲「南方无伤寒」呢?说「伤寒是北方寒气所逼才会得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得伤寒,不需要张仲景的东西。」开始有一些南派医生坚持《伤寒论》里面讲的病,不可能会发生在南方的人类身上。

那些人我都觉得他是已经疯掉了:你从小到大,没有感冒过吗?「感冒」,病毒感染,就是张仲景说的伤寒啊。你感冒有没有发烧咳嗽流鼻水过?如果有的话,不就是张仲景书里面写的那些东西吗?你为什么可以讲那不是伤寒?

他们说伤寒是拿温度定义的,不是啦,那个「风气」也好「寒气」也好,是病毒的代名词啦,跟气温有什么等号关系?不是拿温度作定义的啦。即使是夏天,处处有冷气,超级市场里有冰柜,你从一个太阳很大的热天之下冲进超级市场买东西,夏天也会受寒、着凉。

矛盾到如此地步的人,你不觉得他可以去住疯人院了吗?

温病,它可以是一个学门,可以是一支很重要的技术流派,但,曾几何时,它有立场取代「伤寒」这个处理不同疾病的另一个学门了?

「伤寒」是张仲景特别拿来作为书名,读者还能从「寒」字联想到「受凉」「感冒」,《黄帝内经》讲感冒六经传变那一篇,篇名叫<热论>,总让人因为为「发烧」这件事,就忍不住觉得是热症,而把寒凉药开下去;SARS流行时,大家抢购板蓝根、金银花,就是这种思考下的行径。这种事情,其实好早以前就有人在讲了,唐代孙思邈就说过:「尝见大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唐朝就这样了。近代江西的万友生教授也讲:「不少人以为流感是热性病,所以要用凉药治疗。初时还以辛凉为主,银翘、桑菊广为运用,后来渐至苦咸寒(如板蓝根),理由是它们可以抑制病毒生长。至今国内感冒药市场为寒凉药占领。结果是,大量的可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一二剂治愈的风寒感冒患者,却随意用寒凉药,令表寒闭郁,久久不解,酿成久咳不已,或低热不退,或咽喉不利等后果。临床屡见不鲜,而医者、患者竟不知反省!」刘渡舟教授在教书时,还有人问他:「你还给学生讲麻黄汤么?你用过麻黄汤吗?」仲景方治感冒,是好用可是在当今的中医市场,这么浅而易见、临床可验证的事情,被当成是什么邪教一样。

温病派兴起之后,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很可怕氛围,把经方派完全逼成弱势族群,以致于到了近世,在中国一百个医生里面有没有两个经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张仲景这么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只因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论,说他那一套理论才是对的。

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里流传下来的宇宙机密呢,不是你这种仅靠一世一代的人类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张元素的本草归经理论,使得后人再也难以理解、认许经方派的用药逻辑,这是经方系统的第一次重创;温病学派的毫无理由的膨胀挤兑,使得经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视和否定,这是第二次的大覆灭。

你说中医和西医有什么好互相敌对的?毁掉中医的,不都是行内人的恶搞吗?

于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医差不多什么病也医不好了。时局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么外面医生都这么糟啊?家里人给他们治死一个又一个……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给医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看总可以吧!」于是在家里面古书拿出来开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从第一课开始看……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吔~~!?怎么会这么有效?」很强呢,于是这些儒生们,又开始重新创造下一梯的经方派,那时候像恽铁樵就是这样。曹颖甫、张锡纯、章次公……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经方的轮回。

如果要说火神派是如何发出来的,当然,用阳药的郑钦安是个传奇人物。但,如果要说到这种用药风格,其实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准备好了这块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阴实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齐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过,而齐氏和他的师祖舒驰远,医术都可说是经方派和「傅青主.陈士铎派」融合的混种。所以,也可以说傅派的医术,和火神派的诞生,也脱不开干系。

中医简史丨经方的退化与复兴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边的郑钦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阳药用得很足,并且留下相当完整的医术理论。一代一代精炼下来,郑钦安没有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他的徒孙孙第四代的小火神卢崇汉讲清楚了,终于用《黄帝内经》阴平阳密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宇宙阳九十六跟阴四的这个比例。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阳九十六阴四呢?不知道哦,说不定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盖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晓得。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体,我们也不能说一直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到的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里面又会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时候又变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还有一些经方医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用大量阳药,他们比较是广东一带的人比如说「陈大剂」伯坛、「黎小剂」庇留、谭彤辉、易巨荪这几位「广东四大金刚」,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汤」。用八两附子真武汤的手法,也在他们的下一个世代的谭述渠手上趋于成熟。岭南这一支的路数,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说火神派主攻「阳虚」,岭南的这几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国南方夏天是怎么在喝退火凉茶的,就会很容易理解真武汤为什么需要这么频频地被使用了─,真武汤变成我最常用处方的第一名。不过嘞,我也不给不相干的外人开真武汤,除非是他自己也学过、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几口冷饮,这个汤剂的药效就被解掉了,没什么搞头。

虽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还是要说,补火派每出现一次,中医就面临一次狭隘化的风险。

你单看火神派的东西会很容易觉得:「啊?只有阴、只有阳,然后阳很重要,就这样。」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子可以用。他们红了之后,跟随者会觉得好像只有十五个方可以用,变成这样子。他们讲到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要整套学全,具备多元化的观点,当你把整个阴阳虚实的「版图」都学全了,再看出这个病人是座落在阳虚阴实的坐标上,这样子用阳药,下手才踏实、笃定。不然的话,心情上总会有一种贸贸然的感觉,用药的手法也会因为学得不全面而显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体质又变了,这种「强而不稳」的学习,将不能抵抗时局的变化。

如果要扯一点辨证学,六经、五脏,我们都提到过了。

明朝的张景岳,又归纳了「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么一种分类法,有它「表记学」上的意义,但,如果以开「经方」而言,这种八纲的框框倒是没什么好用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拿许多传统方剂去作八纲的归类,说某个方剂的证状是「表虚热症」「里寒实症」之类的,然后再硬去划分说这个方剂哪味药是治表的,哪味药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张仲景的经方来说的话,八纲是一个「太过粗略」到有点无聊的作法,因为仲景用药的层次很细,细到不能用八纲来归纳。比如说太阳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没好,又口渴、多汗、发热、尿少、头痛、喝水会想吐,那,你说这是阴证还是阳证?是表证还是里证?是虚证还是实证?寒证还是热证?不管怎么归类,都会变成像是在硬掰。因为它是表证也是里证,是阳虚、是阴实也是阴虚,且没有所谓寒热的向度。因为它是表邪未解,人体中的水走不通,某处水太多、某处水又太少,读了《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整件事,并不适合用八纲的框架来强加归类;如果用八纲来理解它,会是「里热虚症」,反而没人看得懂了──不适当的表记法,也会使得中医变成黑话──翻车鱼穿比基尼,哪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是六经辨证的「太阳」病的「营卫气血」的辨证范畴,风气伤了卫气,会变成桂枝汤证;寒气伤了营血,变成麻黄汤证,在八纲来说,都是表证,桂枝汤算作表虚,麻黄汤算是表实,然后呢?是阴症还是阳症?是寒是热?到这里也会变成硬掰,因为这两方子用的药味会对不上八纲辨证的结果。──反而五脏辨证的那一派,桂枝汤算「肝阳虚」、麻黄汤算「肾阴实」,比较有它内部逻辑上的正确……不过这一派的我也不算会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临床医家都认为「八纲帮不到临床」,像刘渡舟教授就曾说,送一封信,八纲只能送到那条街,不晓得门牌号码,收信人还是收不到。

中国人还有一套辨证法,后来变成日本人很会用,叫做「气.血.水」辨证,虽然不具全面性,却有提示性的意义。不要以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津液的东西。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这三样,哪一样出问题你都得处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脏病,是水毒型心脏病啊,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压力很大、杂质很多啊,这种的,你去治心脏、挖血管有什么用?你要把水抽掉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嘛。

至于,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为时方,就是「随着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么五脏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于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么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让那个人念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念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着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盘。因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里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么,以至于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着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么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么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么内脏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瘾,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字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么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么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为《伤寒论》里面也没怎么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么「症状」,口干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里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伤寒论》里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征》,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于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冢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么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么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么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制的那么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么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锲而不舍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为什么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什么都反着来,不合乎逻辑。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于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

——本文摘自JT叔叔,斗胆略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