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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人类中心主义——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
发布时间:2019-09-08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生命的孕育日渐向技术设计和再创造开放。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后人类”这一长期于西方学术研究界的概念开始走红。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后人类生命的出现受到科技水平和道德伦理的双重制约的话,好莱坞科幻电影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后人类的狂欢世界。好莱坞科幻电影热衷于从生命伦理的视角关照与反思人类与各种后人类生命之间的纠葛。然而,不同于后人类主义的技术激进主义立场,好莱坞电影更倾向于为人类的道德和自由生命本质进行辩护。


守护人类中心主义

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


      美国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琳海指出:在后人类时代,肉身存在与计算机模拟,控制论机械与生物有机体,机器人目的论与人类的目标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和消晰的边界。如果说在现实中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正在不断逼近后人类进化的门槛的话,那么好莱坞科幻电影则帮助我们对后人类的未来加以展望与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好莱坞科幻电影及其各种亚类型乃是后人类生命具象呈现的最主要载体。面对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影片可以说触动了我们最明媚的希望和最晦暗的恐惧。

一、什么是后人类?

      究竟什么是后人类?

      在《新媒介关键概念》一书中,尼古拉斯盖恩和或维比尔认为后人类这一概念的起源很难进行追溯,它可能来自诺伯特维纳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控制论。同时,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20世纪80年代对赛博格的论述中亦提到了后人类这一概念。"尽管哈拉维没有直白地使用后人类这个术语,但它通过质疑二个关鍵性的关于人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神圣性的界定,亦引发了关于这个概念的论争。"也有学者指出,"后人类这个术语最初由杰弗里奇使用,其主要含义是,人正迈进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将予我们以人工方式改造和拓展人类身体的力量,这些人工方法让我们的步伐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的速度。很显然,无论后人类这一概念起源何处,它都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

      后人类主义内在地包含着一种解构主义的面向:它解构的对象是物种的超然性, 但也打击了人性的恒久概念以及人类的特殊生命力。概而言之, 后人类概念提出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 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谁, 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目前, 后人类主义思潮正借助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力, 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它对人类是什么的思考也加深了当代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艺术深度。

二、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景观


      对人造生命的银幕呈现一般被追溯到1927年上映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大都会》,但这一题材的发扬光大却是由好莱坞完成的。而且就像克里斯蒂安黑尔曼在《世界科幻电影史》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机器人或半机器人的生命是一种陪衬,它们很少成为题材表现的中心"。除了《西部世界》《魔种》等少数将机器人或复制人作为主人公的影片之外,在大部分情況下,这些人造生命仅仅作为人类的陪衬而出现,如《地球停转之日》中的金属机器人哥特,《2001太空漫游》中的高智能计算机系统哈尔以及《星球大战》中的机器入C-3PO。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科技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人与机器、自然的与设计的之间界线的模糊,机器人、电子人、克隆人以及其他人造生命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出场次数开始不断増多,并且诞生了《银翼杀手》《终结者》《机械战警》《剪刀手爱德华》《黑客帝国》《机器管家》等一系列重要的电影作品。到了21世纪,关于机器人和其他后人类生命形式的电影更是汗牛充栋,如《人工智能》《阿凡达》《源代码》《环太平洋》《云端情人》等。甚至在一些非科幻的电影类型中也充斥着各种介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角色,如钢铁侠、金刚狼、美国队长和绿巨人等的机器人之外的电子人、生化人等。

三、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人伦危机

      作为探测美国社会集体心理的雷达, 好莱坞电影尤其热衷于从生命伦理的视角关照与反思人类与各种后人类生命之间的纠葛。从被影迷奉为经典的《银翼杀手》和《机械战警》到近年来热门的《云端情人》与《机械姬》, 对后人类生命的诞生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呈现一直不绝如缕。不管是对科技失控和滥用的恐惧, 还是对利益驱动下遗传学或神经科学进入商业开发的担忧, 抑或是对人类本性土崩瓦解的恐慌, 这些影片对后人类时代人类的生命伦理均表达了深度的关切。



      生命伦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 和当今时代人类遇到的最为严峻的以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生命科技现象密切相关, 它们前所未有地推动着某种关乎后人类时代人类生存的生命伦理问题的凸显。人类在与各种后人类物种的竞争中, 无论在身体机能还是在智力上看起来都毫无优势。后人类超越了作为有机生物的人类的局限性, 而人自身却时时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和生老病死的困扰。作为人类的创造物, 拥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会不会像有些科幻小说和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走向人类的反面?具有七情六欲的电子人对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生物科技的发展真的能像它所允诺的那样给整个人类带来福祉吗, 它将给我们的伦理带来哪些挑战?人类会不会像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地抹去?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可以说是当代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最常见的议题。正如一部分好莱坞科幻电影所呈现的,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将给人类的道德伦理带来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 不管是强调后人类的诞生对人类生命伦理的冲击与挑战, 还是主张建构一种新的人机关系, 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均暗含着一个未曾言明的伦理悖论:那便是在有机和无机、肉体与金属、电路和神经系统、自然的与人造的之间的结构差异已不足以作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基本参照系的后人类时代,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人类的道德和理性进行辩护?技术上的“能做”是否经得起道德上的“应为”的推敲与质疑?一方面, 人工智能与人类基因组工程对传统的人是什么这一定义的动摇引发了一连串的效应, 人类中心主义的遗产似乎应该尽早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另一方面, 生而为人, 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人的生命自由本质进行辩护吗?

      就像有学者所言:“人既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也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既是一种自然生命本质又是一种自由生命本质。”好莱坞电影在呈现人类与后人类生命的纠葛时便经常会主动地采用人类中心的视角, 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只是为了达成对人的自由生命本质的礼赞。正是在这一点上, 好莱坞电影对后人类的想象显示出其与当下流行的后人类主义思潮的不同。


(文章来源于知网   作者:贾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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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笑然


本期编审:李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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